大武汉如何避免“沈阳化”的命运？

正如流落异国的人，对故国持有更强烈的民族主义一样，我这种寄食异地的人，也往往对故乡的发展格外在意。因此，从早年的天涯社区到如今的微信公号，每每看到关于武汉发展的讨论，总免不了触动自己——百般感触凝于一点：恨铁不成钢。

(一)

今天，提起武汉，对于大多数外省人，可能只是个模糊的印象：一个普通二线省会城市而已，再没有更鲜明、更深刻的特征可堪让人铭记——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泯然众城矣”。武汉人尤其是经历过武汉辉煌岁月的人，或许对此不服气，但这就是现实、硬邦邦的现实。

当然，或许是为了不至于打击“武汉主义者”的自豪感，也会不时看到武汉与周边省会城市比较优势尽显、前景光明的文章，以假装大武汉还是个繁荣的大城市。

然而，在我看来，正是这种虚幻的满足感，遮蔽了武汉对现实的判断，使其如“温水煮青蛙”般缓缓沉沦。

须知，武汉从来就不是一般省会城市，将其与周边省会城市对标本身，就是把自己看小了。

且不讲1911年、1927年武汉临时首都的政治地位；仅就经济而言，直至改革开放之初，武汉也稳居中国第四大城市之位!其医疗、教育、科研等诸般配套之完善，更是超过绝大多数省会城市。辅之以近代史上开埠城市的洋气，武汉的城市地位、要素禀赋自然远优于一般省会城市。

但就是这样一个武汉人为之自豪的大武汉，在改革开放之后，一度跌出中国前十大城市，甚至被苏州、东莞超越。如果说，苏州、东莞比武汉更得开放之利，那被更内陆、历史和条件更不如自己的成都追平甚至超越，武汉又有什么理由可讲?相对发展速度和态势，甚至被合肥、郑州、长沙步步紧逼，武汉又有何说辞可找?

粗疏的检视武汉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除了本世纪初东风汽车从我老家十堰迁至武汉带动汽车制造业的繁荣，就再无新的支柱型产业崛起。相反，倒是武汉曾经赖以自豪的传统大型国企，一步步日落西山。坦诚地讲，如果武汉在接下来的5至10年内再培育不出新的支柱型产业，那这个城市的命运基本就是今天的沈阳。

那么问题来了，堂堂大武汉何以堕落至此?

(二)

欲弄清武汉当前的困局，首先需要明了武汉何以崛起?

一言以蔽之，武汉近代以来的崛起，本质上是其地缘优势在外向型经济发展中的变现。

武汉在晚清开埠后，因其九省通衢的地理位置(长江水系和京广铁路构成的中华交通大十字)，成为长江中上游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国际贸易的枢纽港。换言之，在中国广泛的内陆地区首次被卷入全球市场的过程中，武汉扮演了窗口和桥梁的角色：领馆、洋行林立，以武汉关和江汉路两侧为代表的汉口自由市典雅高华的建筑傲视四方，正是其昔日荣光的投射。

武汉的开放优势，叠加中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红利(汉阳铁厂为代表的近代工业体系，愈加强化了其城市地位——也正是这样的实力和风气，才孕育出湖北新军、开出武昌首义之花)和新中国的垂青，工业实力之雄厚，傲视关内十八省。

正是这样的过往和雄厚的家底，让武汉长期拥有自豪和骄傲的资本，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积极性上，并无紧迫压力。也因此，无论是政策红利的争夺，还是改革探索，抑或招商引资，武汉始终无突出表现。

这其中，吸引外资的乏善可陈，我以为是最可惜的。本来武汉因开放而兴，但改革开放后，吸引外资不仅争不过沿海城市，甚至争不过成都、重庆。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须知，外资外贸的存在，不仅是一个地区产业兴盛的问题，还会活跃、升级消费，更重要的是，这会深刻影响当地政府的观念和行事作风，并连带着产业知识外溢和人才溢出效应，从而为一个城市的持续升级发展打下基础。这从青岛、大连、天津、成都这些外向型经济城市远超一般城市表现突出，即可见一斑。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武汉在有些工业领域还是很有实力的。也没错，但那毕竟是代表过去的产业，引领未来的呢?正如，虽然意大利人依旧在时装、皮革等奢侈品领域拥有不凡实力，但却丝毫不具有前瞻意义——新经济的潮流永远在别处。

(三)

武汉未来怎么办?

很多人建议，武汉还是要利用地理优势，发展物流产业；也有人提议，从武汉现有产业中挑出光电子、医药这些相对发展较好、产业前景也还不错的加以扶持。

窃以为，这是误区。

首先来看武汉一直痴迷的地缘和物流——在交通运输日渐网状化的今天，除远洋贸易尚有几大枢纽港外，大多只能称之为节点。武汉也就很难指望周边的货物都从自己的地盘上周转，除非本地制造业发达，否则物流有何可运的?

当然，如果武汉能扮演温州的角色、能扮演孟菲斯的角色，那也可以把物流作为支柱产业，但这样的生态位，前者被温州、广州占据，后者被郑州抢先，武汉还有多少机会和胜算?

其次，仅仅着眼于产业政策，是解决不了武汉的问题的——虽然产业政策也是必要的。

产业政策这事，第一最好是个差距比较大的追赶型经济体——这样追赶目标明确；第二，产业政策与具体企业脱钩。就前者来说，今天整个中国的经济追赶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更多的是探索、摸索，很难有明确的产业方向；就后者而言，中国的很多地方甚至中央部委，产业政策往往盯住几家大企业，予以扶持，结果越扶越成扶不起的阿斗——武汉在武钢身上是吞过这样的苦果的。

但也不是说，武汉就只能这样沉沦下去，毕竟武汉那么好的位置、那么好的资源禀赋。

(四)

关键还得从地方政府开始改革。

毕竟，在我国，政治环境、政府行事风气是一种元环境，没有这方面的改善，很多事就无法展开。政府还是要有主动作为、求发展的意识。在发展过程中，必然遇到很多问题要去解决，这也就带动改革的深化——如果认同这点，成熟的经验、方法其实很多。

比如，经济发展首先要有推进的责任主体，在市场主体尚不足恃时，还是需要政府扮演先行推动力量。从片区的角度，多设立一些特殊经济区(开发区、高新区、保税区等，面积可以小一点)，其管委会专司经济发展；并且，特殊经济区作为市政府派出机构，效率自然不一样。从产业的角度，为发展某些特定产业，设立市属国企作为尖兵，也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在这方面，深圳有着成熟的经验可供借鉴。

当然，更重要的是整个区域发展环境的优化。一个地方的发展，要么是在现有产业基础上的延伸、升级，要么是新产业的培育。

就前者而言，需要推动目前尚有优势的大企业，加速开放、推动竞争，以带动产业链、产业集群的成长。但更重要的是，需要构筑武汉新的支柱型产业——毕竟，武汉现有产业结构中，新经济比重太低。

虽然全球性大规模产业向中国转移的浪潮已经结束，但主要是对低端劳动力敏感的低端制造业转移的结束，而对更高层级人才红利(尤其是工程师)有需求的产业向中国转移，依然有机会。甚至国内如深圳、北京依然有产业外溢的机会。

武汉的人才储备、城市综合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以及理想的地理位置，是具备承接这些一线城市产业外溢落地的可能的——比如，假设华为制造业外迁深圳，武汉能否抓住?与瞄准华为产业外迁的东莞松山湖相比，武汉是否具备相应环境水准的园区?是否具备可与深圳竞争的政策和政府服务能力?

就后者而言，武汉未来会产生哪些新的颠覆性产业甚至是未来的新巨头，现在谁也不知道。因此，唯一能做的就是，做好一系列的公共服务(从医疗、教育、司法到工商、税务)，使有兴趣的企业家愿意在武汉落地、能在武汉有良好的成长环境。

总而言之，未来城市的竞争，主要是公共服务能力的竞争!是城市自由度和包容度的竞争! (作者系资深记者、编辑，关注公共政策、区域政经和创新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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