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论”逻辑存在极其明显缺陷

原标题：哪里来的“人口红利”?

近日，对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担忧又一次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

9月份早些时候，德意志银行针对世界人口结构与全球经济周期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和印度的“10亿廉价劳动力”以及发达国家35~54岁之间的高生产率工人所产生的“全球人口红利”，共同造就了过去长达35年的全球超级周期。然而，中印廉价劳动力红利正在消失。从长远来看，全球经济未来35年将是低GDP增速，高通胀，向富人和企业征收更高税率，房地产跑输实际工资和通胀。

9月17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刘凤良教授发布了题为《全球技术进步放缓下中国新动力的构建》的报告。他说，随着工作年龄人口出现拐点性变化，我国劳动力优势不再，第一次人口红利消失，劳动供求关系日趋紧张，即使国家调整生育政策也无法扭转人口红利的消失。同一天，中信建投证券公司的房地产研究小组发布了《中国人口大迁移：一场你死我活的城市战争》，出发点也是基于“人口红利消失”的老生常谈。为了应对“人口红利消失”或“老龄化社会到来”，中国已经在2016年“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但是，“人口红利说”真的有逻辑支撑吗?

子虚乌有的人口红利

毋庸置疑，国民收入是人们的劳动产品所得，而人口数量的变化是经济社会演进发展的自然结果。既然如此，决定一国国民富裕程度的就是劳动生产力，而不是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通俗地说，人均产出的提高就是最为有效的“人口红利”。亚当·斯密就在《国富论》一书“导论及全书设计”中如是说：“不论一国土壤、气候和面积怎样，其人均国民收入的好坏必然取决于两种情况：一是国民劳动的熟练程度、技巧和判断力;二是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和不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的比例。”斯密称第一种情况为“劳动生产力”，他所观察与思考的结论则是：人均国民收入的高低更多取决于劳动生产力。因为野蛮民族和文明社会的差异明显可见：“在未开化的渔猎民族间，一切能够劳作的人都或多或少地从事有用劳动，但他们却穷苦到要杀害或遗弃老弱病残的亲人。反之，在文明繁荣的民族，虽有许多人全然不从事劳动，而且他们所消费的劳动生产物，往往比大多数劳动者所消费的要多过十倍乃至百倍。但由于社会全部劳动生产物非常之多，往往一切人都有充足的供给，就连最下层最贫穷的劳动者，只要勤勉节俭，也比野蛮人享受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这就意味着，人口结构根本就不是“国民收入增长或者下降的原因”。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所有人都是“劳动者”，那么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廉价劳动力”都是对一部分国民的极度歧视和粗暴对待。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样一个充满歧视色彩的“等级化”概念居然就被包括众多学者在内的国民欣然接受。

就事实而言，所谓“人口红利的消失”或者“老龄化”与各国经济发展之间并不存在相关性。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的统计，在50年前的1966年，美国、德国、英国和欧元区国家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是9.54%、12.74%、12.36%和11.14%，澳大利亚也达到了8.53%，都远远超过联合国7%的老龄化社会标准。但是“老龄化社会”从未成为这些经济体国民收入提高的障碍，“未富先老”之说更是前所未闻。印度的老龄化率1966年是3.27%，2014年也不过提高到5.48%，堪称“青年国度”，但是印度至今仍然不是富裕国家。巴西在2000年之前的老龄化率始终低于5%，但是巴西国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时期却出现在老龄化率快速提高的2000年之后。俄罗斯1990年前后其老龄化率就超过了10%，但是俄罗斯国民收入的大幅增长同样出现在“老年时期”。至于中国，老龄化率低于5%的时期则是在1985年之前，国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则在1985年之后。

2016年9月，中欧国际商学院朱天教授在其出版的《中国增长之谜》一书中的研究指出，中国的“直接人口红利”在1982~2012年间每年只带来0.5% 的额外的人均GDP 增长率，与9.1% 的人均GDP 增长率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更有意思的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直接人口红利并不高：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欧洲和中亚地区发展中国家非常接近，只是略高于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甚至还低于中东和北非地区。1965~1990年期间，抛开非洲不谈，南美洲和欧洲的年均劳动人口增长率分别为2.5%和0.73%，但是二者的人均GDP年增长率却是0.85%和2.83%。

因此，所谓的“人口红利消失”或者“老龄化社会”根本就是国民收入提高和社会发展的结果，而不是阻碍国民收入提高和社会发展的原因。

杞人缘何忧天

2014年末，美国、德国、英国、欧元区国家和澳大利亚中老龄化率最低的美国已然达到14.4%，德国和日本都超过20%(欧元区国家整体也达到19.7%)。作为一种自然结果，没有人为此而忧心忡忡。反倒是老龄化率只有区区10%的中国人陷入“集体性焦虑”，这实在是奇事一桩。“全面二孩政策”就是这种“集体性焦虑”的外在释放。不过，既然“人口红利”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事情，那么，试图用改变“生育政策”的方式减缓“老龄化”进程和提高国民收入的初衷无异于南辕北辙，效果可想而知。只是，为什么国人会对逻辑缺陷极其明显的“人口红利论”如此深信不疑呢?这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特殊的“人口红利”的确曾经存在。

“人口红利论”只在一种情况下成立，即：劳动生产力保持不变。1798年，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问世之时，人类社会恰恰尚处于农业社会末期，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十分缓慢。唯其如此，“人口论”思想对社会的震动着实不小。不过，随着工业革命的出现，人类社会的劳动生产力出现前所未有的爆炸式增长，“人口论”也就不攻自破。但是，历史上的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完全相反，不仅自秦代开始陷入循环怪圈，而且日益成为封闭型集权社会，这导致中国长期以来的劳动生产力始终在极低的水平上徘徊，最为典型的例证莫过于战国时期的曲辕犁直到上世纪80年代依然在使用。

因此，“中国式循环历史”几乎就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完美注解：盛世-人口增长-饥饿引发战乱-人口大量减少-新政权实施休养生息。解决人口与产出矛盾的方式颇为极端，即大家所熟知的“农民起义”，其中最为骇人听闻的大约是明末的张献忠军团。在上述循环过程中，每一个新政权实施休养生息政策时，由于人均土地超过人均劳动能力，加之中国乡村社会家族势力争斗的基础也是中青年男性，那么对于单个家庭生产单位而言，增加人力投入确实能够提高产出，于是“多子”便能“多福”，所谓“人多力量大”。

当然，上述“家庭式人口红利”只可能存在于劳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农业社会，而中国告别农业社会充其量也不过100年。于是，深深盘踞于我们脑海之中“家庭式人口红利”挥之不去，“人口红利说”20多年来深入人心，就连企业家们都动辄挂在嘴边。只是步入“后农业社会”只有区区数十年的我们似乎忘记了：“家庭式人口红利”只存在于农业社会，而今天我们早已走在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之路上——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人口红利”的另一面：计划生育

人口质量提高的结果当然就是“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人口论”绕了个无比曲折的大圈子，又回到了《国富论》的研究起点。于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认为“人多力量大”，若干年后我们又觉得“人口多底子薄”。今天，我们似乎又觉得“人多力量大”。“人口论”的真正错误在于：人口因素根本就不是国民收入的原因!正如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指出的那样，人口增长是国民收入增加的结果。

进一步说，计划生育无关经济，其关系的是至关重要的公民权利。一些“经济学者”用数学模型试图证明取消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却无法解释，在长达6000年的人类历史长河中，为什么世界人口的快速增长偏偏开始于200多年前的工业革命时期?他们更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每一次“盛世”所出现的“人口爆炸”非但未能给人们带来福祉，反而是又一次的深重灾难?为什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数年就使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天翻地覆?所以，“人口红利说”其实和“马尔萨斯人口论”是一个硬币的正反面：他们都把人口因素当成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原因。

本文希望有话语权的知识分子们在探讨问题时能够更加谨慎更有逻辑一些，至少也应当对科学持有起码的尊重态度。否则，不但各项政策心理治疗式的碎片化倾向会日益严重，中国经济最终也会像日本那样陷入“迷失的世界”。（王军平在企业长期从事战略管理和投资管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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