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龄农民工进城人数和目的的变化,会对中国的城镇化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城乡生活支出的巨大差异,照看者与被照看者都不得不滞留乡村。在目前条件下,这些用于照看家人的劳动力无法转化为农民工。
新冠疫情会使一部分农民工就业不稳定。如不考虑这个因素,则清退超龄农民工造成的用工缺口,很难由非超龄农民工填补上。
收件方离不开网购,而越来越多的送件人员不在意改行,这才是快递行业“潜规则”得以蔓延的根本原因。
降成本与农民工城镇化,两者是矛盾的。
共同富裕意味着农民工的初次分配收入应该增加,但农民工收入的增加会影响到农民工劳动需求方的利益。如何兼顾各相关方的诉求,这才是农民工增收的难点所在。
在笔者看来,林文分析今后农民工数量减少时,最站得住的理由,是“‘户籍城镇化’造成统计意义上的农民工数量减少”。
年轻的农二代与其选择拖车司机一类的高薪蓝领,还不如选择上大学,将来争取成为高薪的白领。他们不是给快递、外卖等生活服务业,而是给扩招后的大学、给白领职业的发展前景吸引走的。尽管能进入IT、金融等高薪行业的,只是一小部分大学毕业生。这才是深圳拖车司机高薪仍然用工荒的原因。
中国延迟退休实施之所以有难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延迟退休问题与就业问题,与包括带孩子在内的照看家人问题搅在了一起。因此,在延迟退休实施时,就需要对实施延迟退休可能对就业、人口等方面的影响有全面的认识,并相应采取措施。
在分析目前中国要素市场时,需要将照看老幼病残用工及报酬考虑在内
存在一个悖论:能随时招到所需要的员工,对用工方来说,当然是好事;但这是以大量城乡劳动力失业或不充分就业为前提的,因而无论对整个国民经济,还是对不受用工方欢迎的劳动力(如乡村中老年)来说,又不是好事。
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落户县城是解决阶段性贫困家庭城镇化的可行途径。
随着乡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年农民工进入非农产业就业,青年劳动力人口红利观已越来越落后于时代了。
无论是流动的农民工本身,还是农民工流入地的各相关方(包括用工方、消费者与流入地政府),都不希望改变这种格局,因而农民工“候鸟式”流动的局面,近期内难以改变。
农民工因进不起城而不积极,大城市因外来农民工落户影响用工而不起劲。要让农民工能在所工作的大城市落户,还有不小的难度。
为什么那些农业上用不着的劳动力,没有转入二、三产业,成为现实中的人口红利呢?笔者的回答是:这些人不得不留在乡村、照看自家的老幼病残。
城镇化、市民化的前景抬高了农民工的工资底线;劳动力市场上总体供求平衡、青年农民工供不应求的形势,使生活服务业农民工的高收入成为可能。
参与调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中,近六成存在员工老龄化趋势,28.7%老龄化趋势明显。相较其他类型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员工老龄化趋势最为突出。
在中国,大量小农户的存在至少还会延续几十年。因此,作为“特殊保护”小农户的分配机制,就需要考虑“负盈不负亏”在这几十年中的可行性。
建房开支与工资“双增”将使一部分在家乡照看老幼病残的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因而有利于减少乡村留守人员、促进农民工家庭城镇化。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