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震：用好市场机制，为能源转型带来更高收益丨首席评论

2023年，我国可再生能源保持高速发展。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13.22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煤电，约占我国总装机的48.8%。到2023年底，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超过总装机的一半，历史性地超过了火电。

国家能源局在《2024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中定下目标：“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提高到55%左右。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提高到18.9%左右，终端电力消费比重持续提高”。

我国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持续扩大，如何破解可再生能源消纳难题？如何通过电价改革调节电力的“供”与“需”？如何通过碳市场的价格信号，促进“双碳”目标的实现？就以上问题，《首席评论》专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碳中和发展研究院院长黄震。

第一财经：2023年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数据让大家感觉倍受鼓舞，但同时也出现了大量绿色电能不能被及时消纳的问题。如何解决绿色电力“供需不匹配”问题？

黄震：这是非常重要的话题。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可再生能源在快速发展，逐渐从原来的“补充能源”走向“主体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对我们国家能源的绿色转型是极其重要的，对我们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也是最为关键的。

但由于可再生能源它有三个特性——波动性、随机性、间歇性，因此在使用中也出现了一些消纳问题。比如2023年5月1日，在山东省首次出现了负电价的现象。我认为，这是个好消息。还有，在2024年春节期间，安徽和江苏省也出现了光伏和风电难以消纳的情况。我认为，随着我国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发展，将来这些消纳问题将成为常态。

当下，新能源逐渐走向主体能源，我们需要构建一个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其核心是“源网荷储”的高度协同。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通过科技，尽可能高精准地预测风光的出力，同时加强灵活性调节的手段，包括供给侧的灵活性调节，比如火电机组要更加灵活，以及在用户侧的灵活调节。

第一财经：去年采访您说要发展“可中断用户”，今年对于用户侧的灵活调节，您还有哪些建议？

黄震：“可中断用户”是将用户分为不同归类，比如在用电高峰时段电力供应不足的情形下，有些用户表示它可以中断用电，那么它的电价就比一般电价要低，但是有些用户不能中断用电的，比如生物制药厂，那它的电价一定是更高，这是通过市场手段去调节用电供需。另外，近几年发展很快的一种用户——负荷聚合商，也叫虚拟电厂，也具有灵活调节用电供需的能力。但我认为，这些问题的核心，还是整个电力市场的发展和电价的改革。

在电价改革方面，首先需要反映它的稀缺程度、供需关系，给电力赋予商品属性。同时还要反映它的绿色的程度，绿电有绿色溢价的问题，那么绿电应该要比煤电贵一些。通过市场机制来调节电力“供与需”，是最好的手段。同时我认为，未来的电价将呈现出“贵的时候更贵，便宜的时候更便宜”，甚至可能出现负电价的现象。

从国际经验来看，比如德国就通过技术，实现了对风电光伏尽可能准确的预测去调节。然后通过2700个“平衡基团”来进行电力“用”和“需”的平衡，这种方式在未来将变得越来越常态化。

再比如在挪威，它是每天下午在手机上都能看到第二天每个小时的电价，能够预测到24小时风光的出力，这样用户就可以预判，如果明天中午风和光的出力很高的话，因为要鼓励消纳，那电价就降低，相反如果明天中午没有风和光，出力很低的时候，电价又会变得高起来，每天都在变。

所以再看回中国，我认为我们国家的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电力体制的改革、电力市场的发展，以及电价的改革，都是不可或缺的。

第一财经：“源网荷储”中，储能也是非常重要的。您有关注哪些储能相关的前沿技术、商业模式？

黄震：不管是供给侧还是需求侧，储能变得越来越重要，近几年也出现了一些新的业态和商业模式。比如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叫“独立储能”，它不像以往建一个风电厂、光伏厂而进行配储，它是在城市里自己建一个独立的储能系统，进行“峰谷套利”。通过把用电低谷比如下半夜的“谷电”储存起来，然后在第二天用电高峰、电价高的时候又卖回给电网，利用“峰和谷”的差价获取收益。这种市场机制很重要，但同时我们需要价格信号，“峰和谷”的差价要足够大，才能支撑企业运营。

我相信，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发展，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过程中会产生很多新的业态和新的商业模式，而这些商业模式是非常有利于我们在需求侧增加它的灵活性、挖掘它的灵活性潜力的，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态势。

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4亿吨。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碳市场碳排放权成交均价为68.15元/吨，最高价达到82.79元/吨。

全国碳市场对碳价发现机制的作用逐步显现，但对比国际成熟的碳市场，仍有一定差距。截至2023年末，欧盟碳市场最高价格达到100.34欧元/吨（约人民币783.95元/吨），全年平均碳价为86.17欧元/吨（约人民币673.23元/吨）。

第一财经：碳价格的形成机制，如何去衡量？这个速度和力度，我们如何掌握？

黄震：碳价格与配额发放的多少有关。配额很宽松的，碳价就高不了，如果配额很紧张，它就稀缺起来了。同时，我们的碳市场它不仅仅是市场，它还是一个政策工具。2021年全国碳市场的碳价仅为50元左右，2022年一度也涨到了80元左右，所以我认为，我们国家应该对碳的价格有一个整体发展的考虑，要和我们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以及减碳目标的实现，要密切关联起来。你上涨得过高过快，可能会影响我们经济的发展，一些企业就承受不了，相反如果碳价过低，对企业的约束机制、减排压力就没有了。所以我认为这是个需要做好顶层设计推进的事情。我认为现在免费的碳配额，在将来一定是要不断缩减，甚至是归零，而且要逐渐变成有偿的。

第一财经：放眼全球，欧盟“碳关税”过渡期已经过了半年，从目前来看，它的影响您有何判断？

黄震：欧盟是全球第一个征收“碳关税”的经济体。意味着将来出口到欧洲的产品，不仅是在产品的生产环节，更重要是在整个生产链、供应链上，只要有一个环节是高碳排放的，都会纳入到产品的碳排清单中。也意味着，以“碳排”“碳中和”为主题的国际贸易，已经正式开启了，这对我们国家的制造业和国际贸易，都会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值得关注的是，2023年欧盟宣布，自2024年1月1日起航运业将被纳入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国际航运和海运行业也开始启动降碳时间表了，一些海运“巨头”现在纷纷开始采用绿甲醇、绿氨等清洁燃料，都和这个政策有密切关系的。

对中国来说，我们国家的碳市场也在快速发展，包括提高我们的碳定价在国际的话语权和国际的认可度，接下来我们要加强和国际的对话，尤其是与欧盟的对话。

第一财经：中国的市场规模，包括我们的企业数量，或者经济体量，能否成为话语权中的一个部分？

黄震：这毫无疑问。中国巨大的经济规模，包括我们的制造能力包括光伏和风电，我们非常自豪，中国已经为全球提供了80%的光伏组件和50%的风电设备，为全球做了重大贡献。

通过碳排放配额交易，碳市场帮助行业实现了低成本的减碳。据生态环境部数据显示，在两个履约周期内，全国电力行业总体减排成本降低了约350亿元。展望未来，2024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生态环保结构性压力依然较大。我国产业结构高耗能、高碳排放特征依然突出，煤炭消费仍处高位”。

第一财经：在一系列政策以及市场机制的调配之下，高碳排的企业会感到越来越“痛”，但很多企业仍处于观望状态，对于这些观望中的企业，您有哪些建议？

黄震：2023年我参加了迪拜的COP28气候大会，我很感触，这是在一个以石油作为国家经济命脉的国家——阿联酋召开的，最后达成了一个“阿联酋共识”：转型脱离化石能源。所以能源转型已经是大势所趋、全球共识。

对于高碳排企业，尤其是对传统企业来说，能源转型的确有很多挑战，但同时减碳也将带来很多机遇，会有各种新的产业、新的业态、新的商业模式应运而生，就看我们能不能抓住这些机遇。

本期节目

编导 官悦

制片人 尹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