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振有效需求仍是当前宏观经济政策施力的重点之一。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强调,要以提振消费为重点扩大国内需求。9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指出,要把促消费和惠民生结合起来,促进中低收入群体增收,提升消费结构。
今年10月以来,传统消费旺季到来,叠加促消费政策不断落地见效,消费增速实现了超预期的回升。与此同时,“谨慎支出”、重视“性价比”也是当下消费者新常态。理性消费背后对产业和经济的负面影响,如何破局?如何让消费者“想消费、敢消费、能消费”?2025年要扩大内需,如何开出“药方”?《首席评论》邀请到《第一财经》杂志总编辑赵嘉、西京研究院院长赵建、星图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付一夫做客演播室,共同探讨相关话题。
2024年消费的趋势及对经济的影响?
第一财经:当下,怎么看促消费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赵建 :过去我们可能是一个生产型的、以投资型的累积型的社会,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的生产相对来说比较落后,但现在中国无论是工业化水平、城市化水平还是国家的竞争力越来越强大了,特别是我们的生产能力,“新三样”这几年又迅速崛起,我们由过去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现在变成了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态势。
但是今天,我们可能面临着一个不同的外部环境。我们说中国经济总是被外部“卡脖子”,我们总是认为“卡脖子”的是科技,其实是我们的需求、我们的市场、我们的订单,也是被“卡脖子”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特别重视内需,而内需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的投资现在也面临着投资收益率下降,产能过剩的问题,那么唯一的巨大的空间就是消费,它发挥着中国经济韧性“压舱石”的作用。
第一财经:近几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从8月份的2.1%升到了9月份的3.2%,10月份达到4.8%。如何看待这一轮消费复苏增长的亮点?
付一夫:如果从今年每个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来看,其实在8月份之前,有几个月都是相对来说比较低迷的,也能够反映出当前我们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动力确实不太足。但是我们看到一个亮点是9月份和10月份社零同比有着明显地好转,这里面我们要分几个层面来解读。
首先是季节性因素,每年的“十一”黄金周都是一个消费的小高峰,所以临近“十一”很多人会提前比如计划出游或者海内外旅行等等,他会提前在网上下一些订单,短暂性地推升消费增长。同时还有今年的“双十一”也比往年来得要稍微早一些,很多人也愿意在“双十一”看看是不是有什么东西需要买,所以说这里面其实有这种季节性因素在起作用。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政府层面的变化,9月24日以来,无论是央行、财政,包括中央政治局会议也特别提到了“促进房地产止跌回稳”、“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等,我认为也相当于是政策的一个转向,一系列超预期的(政策)刺激下,我们的股市从9月24日一直到10月初都表现得非常好,这些都能在短期内去激发出居民的边际消费增量的热情。
第一财经:预判一下,四季度消费的走势如何?
付一夫:这个四季度就是政策利好逐渐显示效果的一个过程,又临近年尾,很多人可能也都在准备着像元旦、春节期间的一些消费的计划,所以我认为整个四季度我们所面临的消费环境可能要比前三个季度要好一些,我个人判断是四季度消费数据应该还会继续维持在修复向好这样的一个态势里。
“理性消费”抬头,消费者行为转变如何影响产业和经济?
第一财经 :今年的“双十一”全网销售总额达到了1.44万亿元,同比增长了26.6%。但是消费者今年的体感是“在理性下没有囤过多东西”,火热的数据和我们当下的体感并不匹配的这种状态,背后反映了消费者哪些行为的转变和趋势?
赵嘉:《第一财经》杂志连续第十六年推出了“金字招牌公司人品牌偏好”调研,今年我们让4000多位消费者,在57个品类、1767个品牌里,围绕产品设计、渠道、价格等因素做出筛选。
调研里面会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对性价比、对折扣这个问题是不是更看重了?”这个问题赞同的人数连续三年都是增长的。同时,我们也问了大家另外一个问题:“你在做购物决策的时候,在什么时候更重视品牌,而不是价格?同时,在什么时候更重视价格,而不是品牌?”
重视“价格”的都是一些什么品类?比如像零食、家居杂货、水饮、生鲜等产品,大家非常重视“性价比”。但是像大家电、手机、电脑、奢侈品、乳制品等等关于大家长期的健康的需求和长期功能需求的时候,大家特别重视“品牌”。消费者不是说一概的对价格特别重视。
大家经过思考之后的消费和购物(行为),可以叫做“理性消费”,其实也意味着在过去二、三十年的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之前的很多消费,我可以称之为“消费市场的通货膨胀”现象,这个现象在很多发达经济体里都出现过,比如在2013年的英国,当时一年产生了60亿件衣服,平均每个英国人(购买)大概100件,但是其中只有1/4的衣服从衣柜里拿出来被大家穿上,剩下的一大半都是存在衣柜里的,我们在过去几年“双十一”非常火爆的时候,囤了很多我们也许并不太需要的商品,比如说很多女孩子买的口红,彩妆是可以存一两年的,所以她在今年不会再去购买,所以(理性消费的背后)也是对之前的一些消费的通货膨胀现象的一个出清、一个回调。
第一财经:现在消费端选择了“理性消费”或者说“消费降级”,对于企业来说,我的产品没有人来购买了,我就没有收入,我就不会去投资甚至可能会去裁员,又影响到下一轮消费能力,这样的一种负面循环或者是一种负反馈,该怎么去打破?
赵建:您说的这个过程,大家都节俭发现,你会发现最后你的工资是下降的,最后你会发现你失业了,最后大家都会陷入一个通缩螺旋的过程中。政府必须得承担去最后投资者、最后消费者。
那么政府花钱如何又花在刀刃上,才能够解决您说的这种紧缩螺旋?所以说今天我们谈论消费,我们必须得谈论消费政策。政府必须要做最后花钱人,没人花钱了你得花钱。但是这两年我们的地方债务也在调整,所以过去慷慨花钱的一些能够刺激消费的公务消费、政府消费,现在处于冰点,在最需要花钱的时候,反而你现在不好花钱了。但这也是一些结构性问题,我在调研过程中,很多地方基层的机构就说“有大量的钱在那,但是花起来不合规”,比如过去的一些培训、一些活动,现在都没有了。今天如果真的要解开螺旋的话,我认为消费的刺激政策,以及让我们可控的政府官员或者地方政府的消费活动先起来。这里面临着一些无论是地方化债,还是整个财税体制改革,还有我们的治理机制改革等一些深层次问题,但是(消费)问题摆在我们前面了,我觉得要想解决螺旋、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这个问题必须要着重考虑。
当下,如何促进消费?
第一财经:今年以来,政府打出了一套政策“组合拳”,包括在促消费方面出台了如“以旧换新、设备更新”、发消费券等措施,包括上海政府11月初举办为期一个月的中国国际精品消费月等活动。这些措施对促消费的效果怎么样?
付一夫 :我认为确实是能够起到作用。但是为什么当前老百姓还是不愿意消费?其实还是在于很多人对于未来预期偏谨慎,包括消费心态的转变等等。所以我认为还是应该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来(出台政策),比如怎么样能够让老百姓有信心去消费?能够“愿意消费、自主地消费”,而不是说通过一系列的这种从供给侧、从整个消费环境去刺激你本来消费意愿没有那么强的一个状态,又强制刺激你去把钱花出来,这种我觉得它不是一个治本的(方式)。
这个问题的根源我认为是在于怎么样能够让老百姓富起来?真正(实现)收入稳定增长,同时对于未来有信心,我认为首先是要以“就业”为一个切入点。怎么样能够去稳定就业?首先要激发出民营经济,包括中小企业的活力。他们其实在各个方面对于整个中国经济增长,包括对于就业的吸纳,贡献是非常大的。但是我们看到近几年,中小企业、民营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确实是压力很大,现在很多人的感知到企业家可能没有像早些年那么敢拼、那么敢于创新,可能很多人都想着怎么样去节流,就不像早先那么敢闯了。所以我认为首先从政策端应该真正的以一个连贯性、持续性的效果,去提振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经营的信心。
第一财经 :“稳就业、稳民营企业、稳经济”这样的一个正向的循环,这是付总的建议,赵总怎么看?
赵建 :我认为还是要看这几年发生的一些深度转型过程中的一些群体,他们是可以说整个(转型)阵痛的承担者。比如我们在房地产转型过程中,无论是上游的拿地数据、开工数据,还有下游的销售额和销售面积,出现了30%左右(快速)下跌,影响的是整个产业链上几千万就业。还有教培行业、平台经济行业、游戏行业等等,这些发展的阵痛让这些特殊的群体去承担了,他们怎么可能去消费?
第二个群体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是基层政府的公务员,他们在地方化债转型过程中也承担了巨大的阵痛,很多地方已经几个月就没发工资了,这是一个普遍现象。还有一些群体,比如围绕着地方化债转型,拖欠一些民企的应付账款可能有六、七万亿,最近财政部出台12万亿的政策里,已经看到这些问题了。还有一系列这样的群体,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认为就能够(促进消费),不需要想一些创新的政策,而想得细一点,直面现实,把这些群体划分清楚,怎么去解决?
第一财经:房地产是一个抓手,给民营企业带来信心是一个抓手,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第三个抓手?
赵嘉:在1930年代“美国大萧条”的时候,什么行业起来了?其实是媒体行业,华尔街日报、财富杂志等等,这些客观的公正的报道经济现象的媒体,是公众非常需要的。所以我认为,最根本上是“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比较公正公平宽松的环境?然后在这个环境里面,其实需要对于我们之前高速发展之后,我们进行阵痛性的结构性转变的过程中,治理的思路到底有什么样的转变?”才能够涉及到我们对产业下一步的,比如说要去监管,或者要去放开的时候,步伐走得有多快,以及给民营经济给新的小微企业能够有多大的创新空间,包括分配机制,这些都是一个根本思路上的治理思路上的转变。
比如说“创新”,大家都说民营企业能创新,但其实你是用很大的激励政策去鼓励他创新吗?创新最需要什么?最需要从下而上的一些新想法的提出,以及非常重要的是一个试错空间,你能不能容错?如果没有这两个机制的支撑,就没有个性化的从下而上去提出一些新建议的机会,不给这个空间,以及你没有更多的一个容错空间、试错空间,并承担一定的试错成本的话,其实一些创新的萌芽就会被抑制在土壤里面,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最关键的。
应对内需不足,如何开出“药方”?
第一财经:即将进入2025年,我们有没有一些提振内需的建言献策?
赵建:今年我们的出口是历史新高的,但是现在一个问题在哪?就是我们在外面赚的钱不回国内消费“生产在内,消费在外”,这个结构性的错配肯定是(导致)产能过剩。以前一个外贸企业挣了100万美元,汇进来结汇成700万人民币,然后“吃、喝、玩、乐”消费,买房子也好,房价也起来了,买股票也买成牛市了。但是这三、四年出现了一个现象:大量的钱不回来了,可能积累起来,有些人说是整个积累起来有三、四万亿,我的框算可能也就1.5万亿美元,1.5万亿其实非常高了。这钱为什么不回来?我也做了一些研究,首先它有客观原因,就是中国已经充分地融入了全球的供应链,很多企业出海它需要把钱放在外面,去购买原材料、去支付货款等,这是客观现象。但是还是有很多人还是觉得他在海外的投资非常好,特别是美元加息等等,它有大量的投资手段,回到国内没什么好的投资标的。如何把这一块在外面“不肯回家”的,不能说1.5万亿(美元)就算2000亿(美元),能够转化成上万亿(人民币)非常强大的消费力?
如果说让我提这个政策建议的话,我认为我们要保持比较大的一个汇率弹性,提高我们美元转化成人民币的购买力。原来在外面的1万亿美元,如果汇率是6.8,你只能换6.8万亿人民币,但如果汇率到7.3,你就能换成7.3万亿人民币,在国内没有任何影响,国内的物价还保持稳定。所以一旦在汇率政策上有改变,使得中国大量的本来是回家的一些钱能够回到国内结汇,中国的消费率、投资率——内需会有很大的增量。我们在汇率政策上、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政策上,我认为是有很大的空间可做,而且能立即发挥效果。
付一夫: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要提升居民的收入。日本当年曾实施了“10年收入倍增计划”,里面是一系列体系的,比如如何去提振农民群体的收入?以什么手段去缩小不同行业的收入差距?包括如何进一步完善整个社会保障体系、能够去解决居民消费方面的后顾之忧?我认为这一系列的体系,我们完全是可以去考虑学习的。
赵嘉:在整个教育体系里,需要一些非常落地的政策,去把“职业教育”的一个好的生态建立起来。因为对下一代的教育焦虑就像你要承担很多房价的代价是一样的,都是非常高成本的,如果把后顾之忧——教育焦虑缓解之后,其实我认为能够对很多其他的一些心态(的调整),能够让大家更从容和放松的,这样对建立长期信心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本期节目
编导 官悦
制片人 尹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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